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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治中与彭德怀的交往，始于西北工作时期。
1949年以后，两人都曾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职，一个负责协调各方关系，一个主持军事与地方建设。
性格不同，经历也不同，但在不少具体事务上，他们形成了相互尊重的关系。
张治中被称为“和平将军”，并非没有缘由。
抗战胜利后，他曾代表国民党方面参与国共和谈；
1949年，他又参加北平和平谈判。
同年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，他的态度和行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治中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却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。
他的特殊之处在于，既有旧军政系统的经历，又被视为愿意推动和平的人士。
这样的身份，使他说话有分量，也使他在特殊年代格外谨慎。
彭德怀则是另一种人生轨迹。
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。
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他临危受命，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率部入朝作战。
两个人的交情，正是在共同处理西北事务的过程中加深的。
张治中了解彭德怀的脾气，也清楚这位元帅说话直、办事硬。
彭德怀同样知道，张治中虽然出身旧军队，却并不是只会周旋的官场人物。
1967年，彭德怀受到冲击，处境越来越困难。
消息传到张治中耳中，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选择沉默。
他认为，彭德怀的功劳不能被一时的政治风浪完全抹掉，至少应该有人把事实说出来。
于是，张治中写下一封很长的信，请求对彭德怀予以释放和公正对待。
信中所依据的，并不是泛泛的私人感情，而是彭德怀在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的经历。
张治中试图用历史事实，说明一个功勋将领不应被简单否定。
这件事的危险，也恰恰在这里。
1967年的政治环境高度紧张，任何替受审查干部说话的举动，都可能被解释成“包庇”或“站错队”。
张治中是党外人士，又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，他写出的这封信，稍有不慎便可能牵连本人，甚至被人借题发挥。
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后，周恩来没有把张治中的举动看成无理取闹。
据有关回忆，周恩来对他的心情表示理解，但明确劝告：“信可以转交，以后不要再写了。
”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驳回，实际包含着当时环境下的谨慎。
周恩来明白，张治中继续写信，未必能改变彭德怀的处境，却很可能让自己暴露在更大的压力之中。
对一位年近八旬的党外人士而言，这种风险并不是抽象的。
更棘手的是，信件一旦脱离正常渠道，可能被截留、歪曲，甚至成为新的政治口实。
周恩来愿意代为转交，等于把这件事纳入较为稳妥的处理范围；
劝张治中不要再写，则是尽量切断风险继续扩大的可能。
有意思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些情况，说明这份担心并非多余。
张治中本人也受到外部压力，周恩来曾设法保护他及其家人，使他们避开更直接的冲击。
具体安排带有应急性质，目的很明确：减少暴露，保住安全。
张治中的信没有立即改变彭德怀的命运。
彭德怀在此后多年仍承受着审查和批判，直到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6岁。
张治中则于1969年4月6日去世，终年79岁，两位老友都没有等到事情出现转折。
1978年12月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，彭德怀的问题得到重新审查。
次年，中央作出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，恢复了他的名誉。
那封写于1967年的长信，未能在当时打开局面，却留下了一个具体问题：当政治风暴压过事实时，究竟还有谁愿意替历史作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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